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与发展（上）

什么是中国档案学派

最近，档案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中国档案学派。提到“档案学派”，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对于中国档案学派，曾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并提出了相应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张斌教授提出“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树立中国自信，充分挖掘我们档案工作的历史基因，从中提取合理的、有营养的成分，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寻找适应中国本土的理论；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教育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可以逐渐提出中国档案学派或档案学中国学派。 

我们如何来定义中国档案学派？中国档案学派既指对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研究的所有内容与成果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中国档案问题；也指对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研究的一种整体标识性，对外彰显中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的独特景观，对内凝聚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力量，即传播中国档案故事，提出中国档案方案。 

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

“中国档案学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档案界日益多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体现，也是针对当前在国际上如何发出中国档案声音的及时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因此，“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思想”等多重现实语境下提升中国档案话语权的一次努力。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

第一，有助于回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验启示。中国档案学派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历程的梳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以来，至今虽不过近百年历史，但无论是档案意识抑或是档案实践源远流长，与中华文明同源共生、相互促进。然而，目前档案界对中国档案学术史的梳理、认知与参照，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断层式”“碎片化”状态，缺乏全景式、全局性的把握。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打造中国档案学派将有利于整体推动我国档案界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促进对中国档案学已有成果的发掘、归纳与认同。 

　　第二，有助于传承中国档案学人创造的学术经典。在近百年中国档案学发展进程中，尽管原创性理论尚不够显著，但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学术著作也不在少数。例如，民国时期档案学十三本旧著、吴宝康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冯惠玲的《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等，这些凝结前辈学术思想与创新精神的学术经典不应该被冷落与降温。打造中国档案学派也离不开这些标识性强、认同度高的学术经典。要想去除偏激与盲从，就必须以温情与敬意去认真领略档案学前辈留下的学术成果。如此，中国档案学派才能将学术经典传承好、发扬好，扬前人所长而补其短，在推陈出新中别开生面。 

　　第三，有助于凝聚中国档案学术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科学学派通常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到有效聚合，形成整合优势。一方面，打造中国档案学派能推动档案界学派权威与学派领袖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学派领袖在学识、才能、成就等方面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帮助档案学界新生力量较快进入学科前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领域，提升其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档案学派绝非一般的师门派别，它更能对一些新思想采取包容、鼓励、支持的态度，所以标新立异者在学派中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新理论在学派中也比较容易获得讨论空间。更重要的是，学派内部充分的学术、思想交流，有助于打破档案学界故步自封、各守藩篱的状态，激发档案学人的认同感与创造力，凝聚起中国档案学术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第四，有助于凸显中国档案对外传播的专属声音。1949年以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档案的形象和声音是模糊的，它缺乏让世人印象深刻的“标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主导的国际档案治理体系中，也少见中国档案学人提出的议程、概念。西方理论规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着国内档案学人，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档案学的规范化与国际接轨，但也常常遮蔽了我们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话语。因此，打造中国档案学派有助于激励每一个中国档案学人以更深刻的理论自觉，去探索中国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发出属于中国档案界的专属声音。 

参考文章：《打造新时代中国档案学派的价值与路径》 徐拥军（《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编辑：何胤

 指导教师：胡淑芳